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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11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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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论文文章,喜爱的可以选择收藏与转载:章学诚对《汉书》与《史记》的评述学位论文发表

章氏之“圆神方智”说大略如下:“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,皆圣人之典也。《尚书》无定法,而《春秋》有成例。故《书》之支裔,折入《春秋》,而《书》无嗣音。有成例者易循,而无定法者难继,此人之所知也。然圆神方智,自有载籍以还,二者不偏废也。不能究六艺之深耳,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。史氏继《春秋》而有作,莫如马、班,马则近於圆而神,班则近於方以智也。《尚书》一变而为左氏之《春秋》,《尚书》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,以纬经也。

  三、两书风格迥异原因

  《汉书》之改《史记》,为的是守纪传体例,这种改变往往为它招致讥评,林纾甚至言《史记》之文“一经班氏窜改,即索然无味。余故谓《史记》所既有者则可不读班书”( 林纾《吴汝纶点勘史记》卷首《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》) 。对《汉书》之改作全部否定。

  参考文献:

  四、小结

  [8][10]刘师培.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[M]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4:123,117.

  对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风格不同的原因,前人也有分析,浦起龙从两书一为通史,一为断代史上论述两书异同:“迁才高识超,不拘拘于绳墨; 固言必矩度,有阡陌可寻,其格力不同。……即如迁作本纪、世家、列传,或进或退,或合或分,各出心裁,初无一定语,故项羽可本纪,陈涉可世家,屈、贾、老、庄、申、韩可以合传。如此之类,非固所能学,而亦非固所宜学也。何也? 固所修者《汉书》,则所奉者一王之制,所编者宜有一定之程,不得任为参差。故《史记》无《惠帝纪》,而《汉书》有之,项羽、陈涉皆为列传,彼其体固宜尔也,亦何必强同哉! ”( 浦起龙《酿蜜集》卷二《班马异同》)浦起龙认为两者体例不同,通史可以变化不定,断代史为一王之制,故应有一定的章程,不可任意添加删改,浦起龙之论有一定道理。

  凌约言云: “太史公叙事,每一人一事自成一片境界,自用一等文法,观此叙褒姒一段可见。”[5]吴见思《史记论文》( 本文所引均为上海广益书局 1936年仿康熙刊本的铅印本,下文只注篇目) 对《史记》因人成文多有阐发,如评《五帝本纪》总评云: “《史记》一书以参差错落、穿插变化为奇,而笔法、句法、绝无一律,乃开卷第一篇纯用庄重整练隐其神奇,故排句学《国语》而秀句用子书,尧舜二记又采《尚书》

  [9]范 晔. 后汉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2007:396.

 

  孟坚之才,赡而有体,程不识之部伍也。”施丁比较两书: “司马迁是用画家的彩笔写历史……史篇是活生生的历史; 班固是用工细的墨笔写历史,因而在班固笔下,历史的帐单较为清楚,然少彩色,有格式化的倾向。”[3]评论家们以不同的语言表达着同一个意思,论文发表中心,即一致认为《史记》通变化,《汉书》守绳墨,与章氏之评异曲同工。

  二、《史记》之“圆神”与《汉书》之“方智”

  刘师培则从写法上论述: “《史记》以空灵胜,《汉书》以详实胜,……子长行文之妙,在于文意蕴藉,传神言外,如《封禅》、《平准》两书,据事铺叙,不着贬词,而用数字提空,抑扬自见,此最宜注意处。明归熙甫以降,论文多推崇《史记》者,盖以此也。《汉书》用笔茂密,故提空处少,而平实处多。”[10]认为《史记》往往能寓褒贬于叙事,善于用“提空”,《汉书》则讲究字斟句酌,平实叙事,故行文未免拘谨,不像《史记》那样开合自如、逸气纵横。两说都有道理。

  [4]顾炎武. 黄汝成集释: 日知录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1898.
  [1]刘永济. 十四朝文学要略[M]. 哈尔滨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84:125.
  [5]凌稚隆. 史记评林[M]. 李光缙,增补. 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8:225.

  与《史记》篇法多变不同的是,《汉书》按部就班,多用顺叙手法,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,如《苏武传》就以出使匈奴、牧羊北海、回归汉朝等先后叙述。范晔《后汉书》言《汉书》“起元高祖,终于孝平王莽之诛,十有二世,二百三十年,综其行事,傍贯五经,上下恰通。”[9]班固写史,着重点在“综其行事”、“上下恰通”,注意事件的条理性,钱谦益曾举具体例子论及两书作史之法之差异:“《史》于‘汉元年诸侯罢戏下就国’之后,历举楚之所以失天下,汉之所以 得者,使后世了然见其全局。楚之杀义帝,不义之大者也,故首举之,并次年江中贼杀 之事而终言之,不复系之某年也。废韩王成为侯,已又杀之,而诸侯心离矣。臧荼因此击杀韩广,而诸侯不用命矣。田荣以怒楚故杀三田并王三齐,而齐叛矣。荣与彭越印,令反梁地,而梁叛矣。陈馀说田荣击常山以复赵,而赵叛矣。是时汉还定三秦、起而乘 其敝,复以征兵怨英布,而九江亦将叛矣。所至残灭,齐人相聚而叛,而田横亦反城阳 矣。撮项王举事失人心局势之大者,总序于汉元、二之间,提纲挈领,较如指掌,此太 史公作史之大法也。

  章学诚之“圆神方智”说精确地道出了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行文上的总体差异,可贵的是,他并没有偏激地将两书截然划分,而是指出《汉书》亦有“圆而神”处,这种谨慎的学术态度值得后世学者效法。

  近现代学者刘永济在论及前人对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比较时,言: “抑扬任意,高下在心,要未可为定论也。千古而下,惟实斋章氏圆神方智之说,独能得二家之精髓,识两京之风尚。”[1]于众多议论中,唯独推崇章学诚的“圆神方智”说。

  《史记》之“圆而神”与《汉书》之“方以智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  [6][7]李景星. 史记评议[M]. 韩兆琦,俞樟华,校点. 长沙: 岳麓书社,1986:117,81.

  《史记》合而观之是一个圆转如一的体系,分开则一篇一样写法,并不遵循一定的规律,而是随着内容不同驱遣形式。《史记》篇法上的变化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:

  首先,《史记》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因人成文,文如其人。传主是什么人,就给他什么文字,如伍子胥致力报复,则给他一篇怨毒文字; 孔子温文尔雅,则给他一篇文质彬彬文字; 屈原忧国忧民,给他一篇《离骚》式笔法。关于《史记》因人成文写法,历来学者都有评述:

  其次,《史记》笔法多变,或叙事,或抒情,或议论,或夹叙夹议,或打破顺叙线索,或繁或简,论文,或互见法,等等,不拘一格。李景星曾举例言《史记》章法不一,如评《佞幸列传》: “用字既极其清新,措辞又时带调笑。”[6]评《史记蒙恬列传》: “至赵高为李斯、蒙恬之对头,故于《李斯传》内备记其终,于《蒙恬传》内又详叙其始; 而李斯、蒙恬之受获处,写得圆足,而赵高之出身本末亦写得圆足。以一人之事附记两传之中,亦传中之创格也。”[7]吴见思评《史记》中于垓下之围中“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,项王则夜起,饮帐中。有美人名虞、常幸从,骏马名骓、常骑之。”云“正战阵中,忽写汉军歌、楚王歌,点缀幽细,另换一种笔墨。……写得幽秀轻倩、非战争语,妙。”于金戈铁马中忽写美人宝马,氛围顿变旖旎,更显英雄末路之悲怆。

  一、“圆神方智”说

  (一) 《史记》叙事时侧重全局,《汉书》则严守体例

  再如景帝斩晁错事,《史记》将之放在《吴王刘濞列传》中详写,《袁盎晁错列传》中仅简单叙述,《汉书》则将此事放在《袁盎晁错传》中详写,在刘濞传中略写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司马迁的写法是从大局出发,把晁错放在七国之乱的大环境中,因为七国之乱是由晁错主张削藩引起,诸侯国以清君侧为借口,发动叛乱,最后景帝平定了叛乱,削弱了诸侯国的力量,加强了中央集权,却将晁错斩了,这一冤案与七国之乱息息相关,怎么样发表论文,《汉书》将之分离,放在个人传中,成全了个人传记的完整,却脱离了社会大背景,《史记》“圆而神”与《汉书》“方以智”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刘师培言: “《史记·萧曹列传》历叙生平,首尾完具; 《孟荀列传》藉二子以叙当时之人; 《管晏列传》但载其逸文逸事,凡见于二子之书者皆屏而不叙; 至于《伯夷列传》几全为议论,事实更少: 夫同为列传,而体变多方。”[8]指出《史记》叙事不拘一格,每篇都有不同写法,或叙述人物生平,或借传主写当时之人,或写逸闻轶事,或通篇发议论。《史记》笔法多变如斯。

  《班书》以事之先后为次,首序田荣之反,次及汉定三秦,遗羽书,次及九江称疾,次及羽使布杀义帝,次及陈馀立赵,年经月纬,一循史家之例,而于太史公序事之指意,则失之远矣。”( 钱谦益《牧斋初学集》卷八三《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》)钱谦益指出《史记》叙项羽刘邦之事以项羽之失人心为线索,《汉书》则中规中矩,以时间先后叙事; 司马迁于天下大势熟稔于心,运笔娴熟,举重若轻,富于变化,班固但知直叙史事,呆板拘谨,且原文旨意尽失。

  [2][11]叶 瑛. 文史通义校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1994:49,50.

  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,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,以搜逸也。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,迁书通变化,而班氏守绳墨,以示包括也。就形貌而言,迁书远异左氏,而班史近同迁书,盖左氏体直,自为编年之祖,而马、班曲备,皆为纪传之祖也。推精微而言,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,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; 盖迁书体圆用神,多得《尚书》之遗; 班 氏 体 方 用 智,多 得 官 礼 之 意也。”[2]据章学诚之意,“圆而神”和“方以智”大抵就两个方面而言: 1. 体例上,无法可循的为“圆而神”,有成例可依的为“方用智”。2. 写作上,通变化的为“圆而神”,守规矩绳墨的为“方用智”。《史记》无成法可循,自为创体,且行文通变化,故“圆而神”,《汉书》有成例可依,断代为史,但固守绳墨,故“方用智”。章氏之评甚精炼,前人与此类似的评价还有:宋黄履翁言司马迁之文: “措辞深,寄兴远,抑扬去取,自成一家,如天马骏足,步骤不凡,不肯少就于笼络。彼孟坚摹规效矩,甘寄篱下,安敢望子长之风?”( 黄履翁《古今源流至论·别集》卷五) 《汉书评林·汉书总评》引凌约言云: “班马两家,古今绝笔。譬之名将: 子长之才,豪而不羁,李广之射骑也。

章学诚对《汉书》与《史记》的评述 发布时间:2017-05-25

摘要

  值得注意的是,章学诚论文并非绝对,在说明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总体上呈现出“圆而神”、“方用智”的差异后,又于《书教下》中指出《汉书》之所以能成家,并非全是“方用智”,“然而固《书》本撰述而非记注,则于近方近智之中,仍有圆且神者,以为之裁制,是以能成家,而可以传世行远也。后史失班史之意,而以纪、表、志、传,同于科举之程式,官府之薄书,则于记注撰述,两无所似,而古人着书之宗旨,不可复言矣。”[11]这一补充是谨慎的,事实上,《汉书》很多篇章继承了《史记》,如《张耳陈余传》、《窦田灌韩传》等将相关人的传记合为一传,没有将之分离。这也体现出《汉书》“圆而神”的特点。班固自创篇章也有“圆而神”的,如废昌邑王之事,《汉书》将之放在《霍光传》中详细叙述,此事牵涉到被废的昌邑王、后来的宣帝以及田延年等人,但此事发起人为霍光,而且在霍光在当时的朝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这一大事在其他篇章如《宣帝纪》、《昌邑王传》、《田延年传》中以提示语的形式有机地联在一起。另外,《汉书》中大量征引奏疏、诏令、文、赋等,从体例上来讲,也是对《史记》少政论文的一种变化,应当属于章学诚所言的“圆而神”。

  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有众多历史人物参与,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有大有小,事件对人物的影响也有大有小,如何安排这一历史事件,如何简洁清晰地叙述这一事件,往往体现出史家独到的见识。《史记》虽然开创了纪传体体例,但并没有拘泥于纪传各体的界限,而是高屋建瓴,从历史全局着眼,将个人命运放在与之相关的大事件中,侧重历史事件的完整,《汉书》则严格遵循纪传体体例,本着为个人立传的原则,将一个人的事迹完整地放在本传中。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 26“《汉书》不如《史记》”条言:“班孟坚为书,束于成格而不及变化。

  (二) 《史记》一篇有一篇之法,《汉书》则少变化

  古奥,觉另是一种笔墨,盖因作五帝之记遂成五帝之文,亦有纯气守中也。”评《屈原贾生列传》“四叠句用韵,序《离骚》即用《离骚》体。”评《史记·万石张叔列传》云: “《史记》每于英雄侠烈之事,写得奇肆磊落、慷慨纵横,而独于此传,遇醇谨人,遂还他一篇醇谨文字。读之深静纯密,乃尔信乎才之无所不可也。”评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: “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,《刺客传》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,故至今浅读之,而须眉四照; 深读之,则刻骨十分。史公遇一种题,便成一种文字,所以独雄千古。”

  且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,末载蒯通事,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。《淮南王传》中,伍被与王答问语,情态横出,文亦工妙。今悉删之,而以蒯、伍合江充、息夫躬为一传,蒯最冤,伍次之。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。”[4]《淮阴侯列传》中蒯通劝韩信自立,《汉书》将之分离出来,放在蒯通传中,这种改动明显不如原文。因为蒯通劝立事在韩信传中有证实他清白的作用,在形势完全有利于他的时候,他没有听从蒯通的劝告,而是反复提及刘邦对他的恩德,这一情节更能证明后面造反事纯属莫须有。班固将之分离,只是为了成全蒯通这一个人的传记,破坏了原有的重要意义,未免束于成格,不如《史记》的“圆而神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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